边境之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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坦率地说，我并没有阅读Angus Maddison先生的这本The World Economy; 我是在渣打银行(Standard Chartered)首席经济学家Stephen Green的China Masterclass系列研究报告中了解这个人的。与其他以指导客户赚钱为宗旨的研究报告不同，China Masterclass是一份以读书笔记为主的报告，它告诉投资者（主要是外国人，但也包括以西方的方法论进行投资的中国人）应该如何了解中国经济，通过哪些杰出的著作深入了解中国经济的方方面面，包括现实，也包括历史。
　　
　　2008年12月，在一份China Masterclass报告中，Stephen Green推荐了Yasheng Huang的名著《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》(Capit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s)，该书通过详细的数据和案例分析指出，促使中国改革开放成功的最重要的（或许是唯一的）因素，是私有化。私有化和市场经济改革，摧毁了半个中国旧经济，而保留下来的半个旧经济——国有企业、政府监管部门等等，变成了阻碍中国前进的主要动力。社会主义者和新左派当然不会赞成Huang的说法，但Huang和Green举出的大量实证论据，确实不是喊一两句意识形态口号就能够打倒的。在引导我们阅读全书宗旨之后，Stephen Green指出：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就主要是出于对西方私有制的学习与模仿，而改革中的失败主要来自社会主义和公有制的因素，所有当西方遇到麻烦的时候，不能去学习中国的公有制残余，这样就变成了学习他人的糟粕。
　　
　　我知道社会主义者肯定会将Stephen Green视为眼中钉，无论如何，他是一家大银行的中国区首席经济学家，所以从利益角度看，他应该是支持资本主义的。2009年2月6日，他在新一期的Masterclass中，为我们带来了Angus Maddison，可能是当今世界上最出色的经济史学家。Maddison曾经估计了中国在过去两千年中的人均GDP和占世界GDP的份额，并且详细讨论了从秦朝统一以来每一个朝代的经济得失。他的核心论点很简单：官僚体制曾经是促使中国在公元1000-1500年凌驾于欧洲之上的主要力量，官僚体制贡献了中国古代绝大部分的制度创新和科技创新，确保了中国的稳定与繁荣。但是，官僚制度在16世纪，即明朝中后期，逐渐失去了活力，变成了阻碍中国继续发展的裹尸布。
　　
　　官僚制度丧失活力的原因很简单，即农业社会已经发展到了顶峰，而官僚总是倾向于扼杀企业家精神（资本主义兴起的最重要动力之一），将一切贸易和大型工程置于政府的管制之下。在中国，由于有完善的官僚体制，人们不用去寻找别的治理方式，地方贵族和宗教权力无处容身，结果永远不可能出现像欧洲那样大的政府缺口，使得商人在一个相对自由的环境中成长起来。Maddison简单地总结：从秦朝以来，中国只有皇帝和官僚，从来没有任何改变。到了最后一个朝代——清朝，官僚体制的缺点变得越发明显，清朝甚至在上升时期就出现了严重的腐败。整个体制已经腐朽到极点，最后被西方消灭……然而今天，我们仍然没有被西方化。我们采取的仍然是秦朝以来一贯的制度：皇帝和官僚。
　　
　　这里又有一些让新左派万分鄙视的数据和结论——Maddison通过长期的研究，根据大量数据进行验证，得出的结论是1952-1978年，虽然中国的生产效率发展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，但总体说来是远远落后于1978-2003年的。在前26年，除了重工业增长速度略高于后25年（幅度几乎可以忽略不计），其他所有产业包括农业，增长速度都远远落后于后25年。农业在1960-1962年遭到了极大的打击，各种数据的拟合都证明当时发生了难以想象的灾祸。Maddison还提出了一个极富争议的问题：1949年以后的土地改革是否必要？通过对大量历史数据的分析，他发现1949年以前农村的土地集中化程度不高，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存在所谓的“封建剥削制度”。另一个令人震惊的发现是，从经济增加值的角度看，从1932年到1976年，中国经济的整体效率是下降的；从人均角度看，1976年中国的人均经济增加值（包括工业、农业和第三产业）比1932年下降了1/3. Maddison和Green都指出，这主要是因为在中央指令经济的模式下，投资出现了大量的浪费，农业生产也没有大的进步，而人口又增加了许多。
　　
　　在和一个出生在美国的中国人(简称为ABC，但他不喜欢这个称呼)分享这篇报告之后，他告诉我：“我在想，如果亚当·斯密出生在中国，世界会不会不同。”对我而言，答案是肯定的：不会。如果斯密出生在中国，他会参加科举考试，以他的聪明才智应该能在中年之前考中进士，甚至进入一甲，最终进入内阁。他会把全部精力都用来强化中国的官僚体制，歌颂官僚体制对帝国安宁和人民生活富足的重要意义，而不是去歌颂“看不见的手”。出生在英国的斯密可以花费几个月观察制针工厂的学徒的劳作情况，以创造他伟大的分工理论；而出生在中国的斯密只会坐在内阁的办公室里制定计划，或者根据儒家经典猜测远方发生的情况，然后报告给皇帝。
　　
　　事实非常明显：计划经济不是苏联带给我们的，不是马克思带给我们的，尽管他们给我们提供了理论依据以及最新的经验。计划经济根植在秦汉以来的中国政治经济之中，体现为国家控制重要商品的专卖权，重农抑商，打击富豪，垄断大型工程建设，限制贸易，对财产所有权的保护薄弱，不允许在政府之外存在第二个权威，等等。马克思主义和斯大林主义只是强化了我们骨子里的计划经济倾向，给新的官僚阶层创造了接管一切的论据。谢天谢地，从1978年开始，我们进行了私有化和市场经济改革，逐渐摆脱了官僚控制的计划经济，但官僚制度仍然渗透在我们的骨髓之中。亚当·斯密、李嘉图和马歇尔要花上几十年，或许几百年，才能真正清除我们骨子里的官僚成分。在这么多年的努力之后，仅仅因为西方的资本主义遭遇了一次危机，就有人谈起回到计划经济、公有制和官僚体制如何伟大的奇谈怪论，真是令人感叹：有些人永远不会从历史中学习。一切归根结底，都是利益作怪。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  ★ 文 / 明宪